龙岗区劳动局表示，他们不清楚是谁摘牌，估计摘牌是个人行为，不排除当中有恶作剧成分。类似的，几乎不需要事先的协调或计划，弱势群体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途径通常表现为个体的自助形式，避免直接地、正式地和权威对抗，向社会表达强烈的不满，这就是耶鲁大学政治学和人类学教授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所说的“弱者的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 
 
 
 
例如，斯科特在马来西亚农村的田野调查中就发现，被称为“弱者的武器”的种种日常形式的反抗包括：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怠工等等。在斯科特看来，对绝大多数下级阶层而言，公开的、有组织的各种行动都过于奢侈，因为那即使不是自取灭亡，也是过于危险的。

　　年关在即，在深圳关于农民工（政府部门叫“外来建设者”）被欠薪的旧话时常都能被电视、报纸提起。理性一点的，有“11名打工妹为追讨被欠工资‘网络直播’维权过程”；非理性一点的，不是因讨薪未果要跳楼，就是堵住城市主要交通干道；至于这种“摘牌行为”，不知道该归为理性讨薪还是非理性讨薪，但是自去年年底“外来建设者”张百宁首创后，这已经成为外来工讨薪的又一种“新锐武器”。

　　需要指出的是，“弱者的武器”的行动者虽弱，但其有时的行为却极具破坏性，所以说“弱者的武器”是把双刃剑，它不但可能刺伤弱者自己，而且可能刺伤强者乃至更多无辜的民众。像前不久深圳发生造成7人死亡的“公明特大纵火案”便是一例，究其原因就是打工仔谢某被老板辞退，又在工资问题上产生矛盾，遂人为纵火报复。幸运的是，今次参与摘牌事件的四五十人，在摘牌后没有闹出更大的“乱子”，只是向路人宣泄完不满后便留下招牌，各自离去。但是以后呢？当抛出“摘牌”这个武器也无效之后，他们会不会做出一些更“惊天动地”的行为？我不敢在继续想下去。

　　[被屏蔽广告]因此，那些面对农民工讨薪问题麻木不仁且还相互踢皮球的有关劳动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要注意了，现在农民工兄弟不满也许只是“摘”块招牌扛回家或是向路人宣泄不满，当心以后他们带上钢管、菜刀还有炸药包上门“摘”下人头泄愤。当然，这些有点像是恐吓的话，也是说给那些经常卷着农民工的血汗钱逃跑的无良老板听的。

　　在这个问题上，但愿我是一个失败的预言家。